与之相比，人口无疑具有现实性，它就像是人民的身体，尽管其庞大而不可遽见全貌。

缺失了神—人关联[6] 的人民概念不过是一个赘词而已。然而，家与人口形成这样一种紧密的关联，部分是由于自然属性使然，根本上则是现代理性化的结果。

正如计划生育在观念上是主体理性与家观念（个体自治—家庭自治）之间的冲突，国家推行计划生育直接的对立方并非我们所理解的个体，而是家庭（公共自治—家庭自治）。到了现代文明世界，对于人口的控制则是公共理性法则，1949年建国后，中国人口快速膨胀，除了战争结束进入和平阶段之外，引入现代医疗，使得整个国家卫生水平大幅提高，从而有能力对抗自然法则（如疾病、瘟疫等），是其中重要的原因。而且，一旦明白，人民属于精神性层面的事物，而人口则是人民的肉身，就可以进一步发现，社会学意义上的人民观其实是一种人口观。生育不是某个性别的个体的自由选择问题，而是家庭自治的问题。但是，这种外在通过法律强制的方法来达到理性结果，必须从非常规状态下的非常规手段来理解。

可是，为什么这样一个同现代精神相一致的条款，却一再受到学者冷落甚至是批判呢。它表达了特定时期通过国家强制力实现某一目标的必要性，问题不在于强制力本身，因为每个规范都要依靠强制力，而在于这一规范在存在尺度上的短期性，它只反映了人口治理中控制人口的一面。八二宪法的主体是中华人民、我国、我党，这是宪法的主要主语。

那个年会上我讨论了这个常识的秘诀，当时我说中国宪法的秘诀是乌龟效应，不活动。看法是，我记得前面甘成英老师说到政治性的宪法不应当写到法律性的宪法领域中，这个观点我不赞同，因为您的一个前提是政治是肮脏的，我认为这太武断。所以我对往后30年有很多担忧，我们知道不改革不行，若改不好更玩完，这使中国人处在尴尬的时代节点上。人博兄有时调侃博客中的无奈、吊诡，里面的很多感慨、想法、预言欲说又不说的东西都来自于这些纠结。

但我从鸦片战争往后想，其实这个整体性不是一个坏东西，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整体性不可能是一个坏东西，比如说现在的美国的战略转移等东西，如果没有整体性我们怎么办？我去日本，日本教授公开跟我说非常赞同司马辽太郎的观点：中国要分成八块、九块。欢迎大家光临蓟门决策第41期论坛，这期主题是纪念宪法颁布三十周年——回眸与展望，题目起得比较平实，为什么？因为十八大要开了，踏实一点说话比较稳妥一点。

在这个体制里，让我说三十年最重大的变化是八二宪法废除领导职务终生制。还说一句重要的话实践证明三位一体的体制对这样的大国来说，第一是适当的，第二是稳妥的。第二，历史的变动有时候比较诡异，在诡异的过程中法政学家应当有所把握，我觉得高老师您挺有野心的（笑），我自己的感觉是如果没有人民积极参与制定、实施，宪法就可能转化为宪政，所以展望中国的未来，除了看经济还要看现在人民的和二十年前的人民是否为一样的人民，如果宪法学家不研究这个问题，我认为你们所研究的还是空的，至少今天的学生和二、三十年前的学生完全不一样，二、三十年前我读大学时，记得大学广告栏贴一个——新宪法颁布，欢呼吧，那时候我不知道法学是什么东西，宪法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们尽量把这个意识形态东西弱化，不能让它绝对化。

林肯那样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不是高尚的，很多政治手段是肮脏的，为了拉选票就赋予美国军队以投票权，所以他再次当选。我认为前30年和后30年的比较，关键焦点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和邓小平。首先我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主讲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王人博教授，大家欢迎。可生活在当今会看到，这段时间政治性色彩比较强，可能是三、五年，十年、八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由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的，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包括现在的劳教，现在说要修改，实际上劳教违宪。这个说法慢慢变成一个有力量的学说。

这个话题很敏感，在这里我不想因我这句话引起大家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这个争论在当前时机并不成熟，比如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你要抬毛泽东，很显然不合时宜，要全面否定毛泽东也不合时宜。当然我们希望这个空间越来越大，被屏蔽的机会越来越少，而非越来越多，我相信空间会越来越大。

所以有一个老话可以概括和西方的差异——山高皇帝远。在来之前我发了一条微博，主要是回应何兵教授，他说什么时候举行一个讲座，蓟门决策第几期，请大家踊跃参加。若说实施我不好谈，是怎么实施的？所以讲颁布好说。有时候看西方、美国、台湾的民主选举好像没中国好，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不知道谁进常委。政客是贬义词，但政治家觉得比较温馨，会受到尊敬和欢迎，如果真正解决问题，把政治性的东西写到宪法里，这样才可以厘清政治性问题。人博教授中间穿插了很多问题，这里面使我们认识中国的宪法到底是什么，里面摆脱不了宪法的文本也罢，实施的一系列制度设置也罢，都和党有重大关系，就回到党是什么东西，谈到了宪法是个乌龟，或者宪法是史的巨文，或者宪法是生命力，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党在演变中所具有的问题。

为什么后来出国的就没有这样的概念？王教授进行了解释，但没有联系起来，他的解释是——政治乡愁。我认为宪法要不要都无所谓，后30年不要宪法可能也无所谓，因为中国宪法的概念跟别的国家不一样，中国有党章、党的文件（现场笑）。

我们经历过毛泽东那样的时代。以前的共产党转变成各级官僚，各级官僚控制着很多资源，包括人、财、物。

具体表达是，把30年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称之为邓小平时代。另一个阶段称之为后邓小平时代。

这样的比较视角，这样的方法，意义和价值不言而喻，暗指了如何来看这辉煌的十年。主持人：感谢王人博教授，他最后所讲对我触动比较大，现在十八大要开了，我们总希望有新面孔，而且一般认为新面孔会给我们带来光明的未来。这十年中虽然没见过他，但知道他的一些观点非常好，今天下午本有课，但因何老师邀请参加觉得很荣幸，就停了课，我的学生们也来了几个，一听说是王老师讲座大家非常踊跃，我相信他们肯定获得了很多东西，而且不仅是王老师，还有林教授、高老师、焦教授、何兵等。如果我们做到这些东西就很好了，至于未来的发展只要发展就行，习近平说共产党过去执政不等于现在执政，现在执政不等于永远执政。

我的问题是，我想学一点公民的防身术，前段时间我上网时打中国政法大学时，中国两个字被评屏蔽了，我比较诧异，王老师说到今天自由的发展并不是由于宪法而实现，而是社会的变迁，那是否意味着自由空间被有意识的压缩？这种情况下不求当权者角度给我们带来什么，而是我们自己怎么样学公民的防身术？尤其是面临刚才的问题。第二位嘉宾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高全喜教授，大家欢迎。

我们可以用现在宪法中的政治性条文，也可以按照高老师的说法，为什么？我们可以对政府、政党进行评价、提出要求，宪法中是工人阶级领导的，那回到1949年以前，对此怎么解释？即使是按照规范宪法学的规范要求做极致的解释，做有限的解释绝对没有问题，所以不能进行有限，可以做部分。一般谈宪法首先是法律的宪法，规范主义立宪，能够有一套司法、人民代表大会尤其是司法违宪审查的一套法律实施制度配合的宪法，用我的话来说是法律性的宪法。

这个题目看着我比较搞清，前不久在友谊宾馆中国宪法学会召开了年会，年会的主题是纪念宪法实施三十周年——回顾与展望，当时我发言时就觉得不好，并说我们的宪法什么时候实施过？（现场笑）今天何兵教授改过来了，改成颁布好一些。这个观念非常重要，最后还是要有一个独立的司法，让人民有选举权，选举自己的观点，尊严不光是能吃饭的问题，现在我也开上汽车了，如果最后跟我说是接班人，但想接班人的事都不想，就不行，我可能跟老何的想法不完全一样，但我觉得这涉及到还是要走向这个路，不过这个东西不是一天就会到来，而是要一步一步争取，学者开会说，领导人也听得见，中南海离咱们这儿不远，人民有什么想法党都知道，党知道以后变成政策、方针、纲领、计划，最后就实施了。

提问3：听了讲座，我注意谈到宪法时谈到了尊严和幸福感，说人民是宪法变革的源动力，在宪法过程中人民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林来梵：在宪法制定过程中，一般来说制宪权是一个观念，制宪权的观念一般是人民制定的，这是一种观念。以这样的比较视角，最大的优点是我们可以清晰的认识一个问题，即如何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我基本同意林老师规范宪法学的观点主要在于什么？高老师的政治宪法学有一个问题，毫无疑问是按照我们国家的宪法进行研究的，没问题，我们国家宪法有政治性，有规范，但也有政治条文，是两个合在一块的。为什么党的建设是共产党战胜三大的法宝？共产党从苏俄学来，通过毛泽东发挥、创造出一个达到极致有效的意识形态的功能性控制，通过仪规到功能的表达。

放到这一百多年中，中国还有一个很大问题，自古以来到现在没有解决的，以后应该加以解决的问题：我们缺少一种政治的认同性，我称之为政治的乡愁。如果整体性成为问题，那是怎么成为问题的？对此王教授没有说清楚。

我们应该看到新中国60多年以来，特别是现行宪法颁布30年以来，相比于过去还是有进步、成就发展。其中1975年、1978年、1982年是对宪法进行整体修订，其余六次都是局部修改。

这点我同意人博教授的观点，至少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由政治体制改革推动社会进步，并且推动对宪法的修改，通过宪法修改来完善宪法内部的行宪、护宪的精神，但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还没有真正被开展，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内部顶层的国家领导人之间对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形成共识。我们文化里有一种概念，有一个东西一开始就采取回避的态度。